新冠 “赶超” 埃博拉：非洲传染病之困

6月25日，世卫组织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共同宣布，自2018年以来在该国东北部肆虐的埃博拉疫情正式结束。然而，2020年6月1日，新的埃博拉疫情又在该国西北部开始蔓延，这也是自1976年以来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现的第11次疫情。据世卫组织的消息，截至8月9日，该轮埃博拉疫情已经造成77人感染，33人死亡。[1]

雪上加霜的是，新冠疫情在非洲大陆加速扩散。据非洲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截至8月13日，非洲新冠累计确诊人数超106万，死亡病例数超2.4万例—— 超出了历次埃博拉感染的死亡人数。[2]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本就传染病频发的非洲地区，由于其薄弱的医疗卫生条件便受到包括世卫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关注和担忧。跟许多国家不同的是，一些非洲国家与平均病死率为50%的埃博拉病毒有过多次正面对抗，世卫组织表示，应对过埃博拉疫情的非洲国家，面对新冠病毒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以及基础设施上的支持。[3]

为此，笔者采访了国际非营利组织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刚果民主共和国地区总监特拉德·哈顿（Trad Hatton），以刚果民主共和国为例分析非洲抗 “疫” 的经验和教训。哈顿在卫生倡议支持和当地医疗能力建设方面有20余年经验，主要负责埃博拉应对、数字卫生系统开发、疫苗接种计划等工作。[4]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暴发后，哈顿带领团队与当地的卫生部合作，建立紧急行动中心和数字化系统，以共享、分析和利用可靠的数据，帮助决策者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5]

8月7号，哈顿接受笔者采访时提到了埃博拉和新冠间的差异，“从暴发的根源来看，蝙蝠很有可能是埃博拉病毒的重要动物宿主。生活在热带雨林里的居民与受感染蝙蝠的互动可能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反复暴发埃博拉疫情的原因。而新冠则由国际旅行者传入刚果民主共和国，此后蔓延至该国17个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政府通过限制各省之间的流动，减缓了新冠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传播。

从传播的方式来看，埃博拉主要通过身体接触传播，而新冠是一种主要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因此，埃博拉病毒的传播与护理者和亲人跟埃博拉病患的接触息息相关。在传统葬礼仪式期间，当地人有亲吻、触摸死去亲人身体的习惯，这给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而新冠病毒的传播与教堂、酒吧、室内体育馆、餐馆和卫生保健设施等大型室内集会有关。

从疫苗来看，对于埃博拉，现在已经有了疫苗和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而目前新冠病毒还没有可用的疫苗。”

2019年11月起，由默克公司生产的埃博拉疫苗 Ervebo（rVSV-ZEBOV）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陆续在欧盟、美国和非洲四国获批上市。这是世卫组织有史以来最快的疫苗预认证程序，意味着该疫苗符合世卫组织的质量、安全和有效性标准。[6] 默克公司表示，Ervebo 可以预防埃博拉病毒扎伊尔埃博拉毒株（EBO-Zaire）引起的疾病，但不能抵抗所有种类的埃博拉病毒。[7]

据今年7月《自然》杂志报道，获得美国 FDA 和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批准的埃博拉疫苗 Ervebo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疫情中被使用，超过30万名曾与埃博拉患者接触或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接种了该疫苗。埃博拉病毒的共同发现者、金沙萨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主任让·雅克·穆耶姆贝（Jean-Jacques Muyembe Tamfum）表示，超过80％的疫苗接种者最终没有感染埃博拉病毒，而那些在接种疫苗后感染的患者则病情较轻。[8]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医护人员接种埃博拉疫苗（图源：NBC News）

哈顿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采取了环形疫苗接种（“Ring” vaccination）战略，通过只接种最可能被感染的人来缩小疫情传播范围。

所谓环形疫苗接种，是指在传染病暴发的指定区域内对所有易感个体进行疫苗接种，通过接种和监测每个感染者周围的一圈人来控制疫情。

哈顿（左上）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疾病控制司司长Benoit Kebela博士（左下）于2016年举行了会晤。（图源：PATH）

除了 Ervebo，强生旗下杨森（Janssen）制药公司生产的两剂实验性埃博拉疫苗（Ad26.ZEBOV 和 MVA-BN-Filo）也获得欧盟委员会批准上市。该埃博拉疫苗疗法能对埃博拉病毒的扎伊尔菌株产生强大而持久的免疫反应。[9] 杨森公司目前正在申报世卫组织预认证，以加速在非洲国家获批使用。[10]

疫苗之外，社区参与、数字化抗疫等其它工具和手段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防控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让·雅克·穆耶姆贝将东北部疫情的结束归功于 “社区参与和提高认知运动”。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RCCE）是卫生部埃博拉战略应对计划的重要支柱，对于任何疫情暴发应对都很重要。该计划要求部署社区卫生工作者、人类学家和社会心理专家以无障碍的方式传达科学知识和信息，因地制宜开展防控工作。[11]

此外，刚果民主共和国对社区工作者进行培训，使用智能手机收集数据，持续跟踪接触者并实时报告，这对于终结东北部的埃博拉疫情至关重要。[12] 例如，PATH 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合作，创建了一个监控埃博拉病例的仪表板，提供例如流行曲线、病例数据、密切接触者、治疗时间表等信息。[13]

哈顿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应对埃博拉疫情的教训和经验为该国应对新冠疫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例如，在总统的呼吁下，刚果民主共和国使用与埃博拉疫情中同样的领导团队和应对结构来抗击新冠疫情。这样一来，已建立的通信通道和协议可以很容易地被重新启用，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和其他国家的决策者得以迅速获得相应的关系和专业知识，减轻了早期应对工作中的一些挑战。”

在面对不同的流行病过程中，有一些共性的方法如风险沟通、密切接触者追踪、隔离等，但针对其特点和现实情况，实践上也有不同侧重。哈顿介绍，不同于埃博拉，目前新冠病毒还没有可用的疫苗，因此防疫重点是通过数字健康技术提高预防应对能力。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已经建立了紧急行动中心（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简称EOC），该中心将所有利益相关方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讨应对疫情所需的工具，并支持快速、以数据为导向的决策。

在与埃博拉的战 “疫” 中，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得以不断强化自己的公共卫生系统。不过，他们面临的健康挑战还远未结束。无论是埃博拉还是新冠，关于传染病防控这一课，各个国家经验教训的总结依旧在继续开展着。

特拉德·哈顿（图源：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