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技推动“后新冠时代” 全球农业多边合作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引发世界性的公共卫生危机，给低收入国家尤其是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带来粮食安全、营养均衡和贫困问题等一系列考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联合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发布的《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中指出，新冠大流行可能导致全球食物不足人数在2020年新增8300万，达1.32亿，受饥饿问题冲击最为严重的地区分别为非洲（19.1%）、亚洲（8.3%）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7.4%）。除此之外，新冠大流行还对食物系统、社会体系和经济发展造成冲击。据预测，全球经济将出现5%以上的收缩，这会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缺乏强有力的干预措施的情况下，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可能增加1.5亿之多。

图1：2005-2019年世界营养不良（PoU）患病率   图源：联合国粮农组织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全球性粮食危机与贫困多发，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在2020年6月25日成立了CGIAR COVID-19 HUB，旨在将公共卫生与农业相关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确保相应的措施能最快到达最脆弱人群。HUB基于食物系统、个人健康、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均衡的包容性公共计划、扶贫政策和投资四大支柱，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CGIAR的研究创新成果，为各国农业领域的关键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提供“一站式服务”，致力于实现亚非发展中国家在新冠大流行背景之下的可持续减贫、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并监控和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人畜共患病暴发。

CGIAR创建于1971年，旗下共有15个相对独立的非营利研究中心，涵盖全球70多个国家、8000多名科学家和研究工作者。每个研究中心都有独立的董事会和运行章程，按照系统理事会制定的政策和研究方向进行实际的研究规划和运营。其中最早的是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和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他们分别在菲律宾和墨西哥主导了粮食绿色革命。此后，面向农业产业化要求，为了弥合地理和学科等方面的壁垒，一系列国际农业研究中心开始逐渐建立起来，并形成了CGIAR联盟。作为全球最大的公共农业研究网络，CGIAR在研究和改善食物系统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拥有近50年的经验，由资助者代表共同组成系统理事会，为实现全球农业发展合作制定政策和研究方向。

CGIAR最早的研究中心之一，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总部坐落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1962年，IRRI在菲律宾大学内建起水稻研究中心。在这座建筑中，人们看不到任何的菲律宾风格，一切都以“现代化生活的力量和丰富性”为出发点。模块化的墙体和整面的铝合金玻璃设计，以及完备的配套设施，为当地接受培训的农业科研工作者提供了一个穿越发达与欠发达之间的时空隧道。

图2：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总部   图源：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中心

去政治化和解构阶级成为IRRI除了农业生产知识之外的最大特征，在上世纪60年代的南亚和东南亚，这种与殖民地破碎文化发生强烈碰撞的自由主义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人们纷纷前来“一窥未来”，IRRI最早育成的IR8和IR5两个高产品种，甚至被赋予“奇迹大米”、“神赐予的稻谷”的称号。随着这种传奇性叙事的构建，1966年以后南亚和东南亚农业科学界掀起杂交水稻科技热潮，IRRI也开始专注于“改变植株结构”培育更高产的品种，这一改变不仅与当时亚洲的粮食需求有关，更与水稻育种逐渐成为“国家职能”和“制度需求”有关。

IRRI以一颗小小的IR8种子，掀起了上个世纪后半段发生在热带亚洲的绿色革命。IRRI复制了西方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和当时南亚的本土文化发生强烈碰撞，留下的是自由主义在亚洲历史中的回声。“脱离IRRI的二十世纪亚洲历史是不完整的。”用矮杆小麦种子解救印度饥荒的科学家Norman Borlaug如是说。IRRI除了是农业生产变革的推动者，更承载着现代性进入热带亚洲的视觉呈现和文化记忆。然而，在一步之遥的中国，IRRI，或者说CGIAR，遭遇了截然不同的故事。

中国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和人均耕地较少的特征，决定了农业依靠科技创新和劳动密集的生产方式提高产量。为了实现有限耕地面积上的生产力增长，水稻科学家将目光转向高产杂交水稻育种事业。中国最早的杂交水稻诞生于1956年，由水稻育种专家黄耀祥培育的第一个矮秆籼稻品种“广场矮”，比IRRI在东南亚实现”生产奇迹“的半矮化品种IR8还要提前十年。上世纪60年代，农科院系统与IRRI等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签订内部协议，开展广泛的种质资源交流与科研能力建设，引进一系列杂交亲本，并开展全国性的杂交水稻大协作。“广场矮”的培育以及IR8 的引进推动了中国进入第一次“绿色革命”，水稻亩产从上世纪50 年代的164公斤提高到70 年代初的238 公斤，单产提高了45%，实现了近现代历史上水稻产量的第一次飞跃。

表1：1952-1971年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公斤/亩）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与IRRI在菲律宾主导并推动了绿色革命不同，CGIAR进入中国后开展了与农科院系统的全面合作。作为CGIAR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的中心之一，IRRI与中国的科研合作始于1977年，合作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则是与农业部签署的合作研究备忘录（MOU）。农业部委托中国农业科学院与IRRI联合召开每两年一次的合作年会，针对种质交换、品种改良、生物技术、病虫草害综合防治、自然资源管理、稻区环境监测、耕作系统、信息交流、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合作讨论，并合作推进国际水稻大会的举办。

图3：农科院与CGIAR研究中心开展合作    图源：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官网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中国方案成为亚非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有效参考。2004年，农科院与坦桑尼亚、肯尼亚等东非国家研究机构在CGIAR的推动下开展高层互访，并签署合作协议，自此开启了中非之间全方位的农业科技合作。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从种质资源交流共享、作物育种，到科技扶贫、农村发展战略研究，面向非洲近50个国家的中非农业合作进入了全新篇章。

2013年，“中国与CGIAR合作30周年论坛”邀请了来自中国农业部、CGIAR联合理事会、世行非洲区的多位专家，确立了中国、CGIAR、非洲三方的合作研究和人才培养计划。与此同时，以FAO为首的国际农业机构也参与到系列高层互访、学术论坛、联合实验室等合作项目中。中非在重要农作物、农业政策、食品营养、生物技术、能力建设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入合作，为实现非洲及其他不发达地区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家与IRRI交换数万种稻种并创造中国的水稻生产奇迹，到世纪初中国农科院、CGIAR与亚非发展中国家开展农业合作，再到如今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南南合作框架开展的广泛的多边合作。CGIAR与中国的合作在四十年间从双边转向多边，推动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转向全球价值链构建与技术转移，并将气候变化、社区减贫与妇女权益等一系列话题纳入讨论范围。

近50年的综合研究经验和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为CGIAR积累了人才储备、伙伴关系与全球影响力。在当下的国际环境，坚持多边合作将成为CGIAR这个全球最大的科研网络充分发挥其优势，推动全球农业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方式。对此，CGIAR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1. “One CGIAR”之争

CGIAR的研究资金来源于G20国家官方援助和多个基金会（如盖茨基金会）的支持，除了跨中心研究计划（CRP）获得总投资的约25%，大量的投资被分散在每年约2500个独立项目中，这就导致CGIAR虽然在全世界拥有8000多位科学家构成的科研力量，但无法凝聚合力并开展系统性的战略项目。为了解决这一松散难题，2019年”One CGIAR”的倡议被提出，涉及营养，贫困，性别，气候和环境五大议题的“2022-2030研究战略与项目计划”正式成型。CGIAR建立起一个以共同董事会为中心的行政管理体系，开展系统性的集成化运营，并倡导15个独立研究中心之间的共识。

然而CGIAR一体化引发了一系列争端，有学者认为，过去50年，CGIAR在亚、非、南美推动农作物育种、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发展，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对独立的研究中心和独立科研项目面对复杂挑战的应变性。而“One CGIAR”则将强化原有的北方国家话语，一系列重组和改革似乎都是在违背发展南方国家农业知识和创新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一系列措施不仅无法对改变全球粮食系统做出贡献，还很有可能会使原先的研究陷入困境。

显然，如何在“One CGIAR”被快速推动的现状下保持去中心化、因地制宜和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将会成为未来CGIAR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2. 一体化的CGIAR如何应对非洲国家的综合性危机？

近年来持续不断的极端气候与自然灾害导致亚非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贫困、饥饿与营养不良，再加上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对食物供应体系和世界经济的巨大破坏，粮食安全再次成为综合性危机的核心。在CGIAR最新一期信托基金计划中，W1（由资助方通过系统理事会优先分配给已批准的全系统投资）从目前的7900万美元增长至1亿美元，W2（由资助方单独分配给CRP和平台的计划投资）9700万美元增长至1亿美元，而W3（由资助方单独出资并分配给自身相关的双边合作伙伴的项目投资）则有所减少，强调多边合作和CGIAR统筹全系统运营逐渐成为未来合作的重要方向。

图4 ：2020年CGIAR信托基金计划      图源：CGIAR官网

目前，CGIAR拥有近万名科研工作者和相关技术人员，保有近80万作物品种和11个种质资源库。2019年，CGIAR共产出887项科技创新成果，开展283项合作，并进行了涵盖796273名学员的能力建设，将583名博士研究生纳入研究体系，发表了1901个出版物，形成了一套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系统。随着一体化改革进程的推进，CGIAR的财政预算几乎要超过FAO与IFAD。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CGIAR在非洲综合性危机处理与全球农业合作中的角色也受到各方的重视。

如何运用好CGIAR现有的研究网络和资金平台，实现与非洲国家和非洲农业组织的合作，帮助非洲重建包容性食物体系、恢复经济发展秩序，将成为当下CGIAR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

1. 如何用科技推动“后新冠时期”的全球农业合作？

基于“One CGIAR”倡议，“在气候危机之下推动粮食系统转型”成为未来的工作重心，CGIAR提出“与地球共生、维持粮食供应、推动机会平等、保障公共卫生、创造就业和增长”五大宗旨，致力于发展中国家抵御极端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提高产量保证粮食供应链、提高小农收入并确保儿童营养与教育、提升种质资源多样性。

为了实现这一系列的发展目标，CGIAR 2019年度报告以“应对新冠“为主题，提出了”Science for a food-secure future“的口号，重点强调了科技在全球农业合作共建包容性食物系统中的作用，并提出全球响应、协助重建与恢复、增强弹性（“Response、Recovery、Resilience”）的“3R”原则。CGIAR利用自身在知识生产和共享平台、跨学科综合研究、全球农业政策网络、多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方面的优势，计划开展与联合国机构、合作伙伴国家、私人部门、社会组织之间的多边合作，通过信托基金、跨中心研究计划等方式推动对非农业合作。

以科学创新推动部署更大规模、更高速度、更低成本、更强影响的增长，以粮食、土地、水资源系统的转型推动营养，贫困，性别，气候和环境五大议题在欠发达地区的落实，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是CGIAR系统理事会对全体CGIAR成员发出的倡议，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后新冠时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运用科技共建包容性食物系统，以粮食安全保障系列发展议题的落实，共同推动全球减贫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更广泛的多边合作与全球共识，这也将成为未来全球农业合作的重要方向。

（作者曹瀛丹，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发展援助与非洲发展研究、南南农业合作）

本文为Diinsider“中非健康与发展传播项目”内容之一